庞珣老师本科毕业照

（中间为班主任朱文莉老师、左一为庞老师、其他五位是同宿舍同学）

庞珣老师在北大本科时修读了国际政治学士和经济学双学士。当被问及同时学习这两个专业对她之后学习研究选择的影响时，庞老师谈了两点，第一是这让她发现国际关系比经济学更有挑战性，第二是她开始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平等地位。

庞珣老师说，她当时在学习国际关系中感受很强烈的一点是，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理论框架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也听到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经济学崇拜”之类的批评。系统学习了经济学后，她得到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借鉴先行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并不会让一个学科成为“追随者”，因为即使从相似的假定出发，也会产生出学科自身有趣又困难的研究任务。比如说，同样是理性人假定和最大化行为逻辑，经济学最大化个体性的、在绝对意义上的效用，而国际关系最大化社会性的、在相对意义上的权力，前者可以在模型基础上求得均衡，而后者则会导致在权力追求的道路上永无止境，需要外生的要素来维持体系的平衡。无论是摩根索还是之后的其他现实主义理论，都将体系稳定系于均势的达成，但均势并不能够建立在最大化行为逻辑基础之上，如何达成均势一直是一个谜。诸如此类的思考让庞珣老师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是庞珣老师第一次接触到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而在之前她一直认为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而科学特指自然科学。这一点让庞珣老师很受冲击，她仍然相信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但这个时候她开始思考什么是科学。作为逻辑工具的数学能够应用到经济学里，说明经济行为是有“逻辑”可循的，而研究者的任务是要把这些逻辑找出来、表达出来，而其他社会行为当然也会是有逻辑可循的。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要找到这些逻辑更加困难，因为人的自主性会让观察出现偏差，所以除了了解数学、社会科学还需要了解“人”。庞珣老师半开玩笑地说，“所以社会科学不仅是science，而且是hard science”。

庞珣老师硕士毕业照

（左二为导师贾庆国老师、左三为庞老师、其他两位现在也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

庞珣老师也谈到她的学术旨趣，她喜欢化繁为简、不喜欢化简为繁。很多人觉得定量研究很复杂，而庞珣老师则说，她进入到定量研究领域正是她找到化繁为简的道路后才开始的。

“虽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系给予博士生高度定量化的训练，我在前三个学期都对量化课程不感兴趣，课上总是在构建各种很丑的统计量、进行明目繁多的的各种统计检测，杂乱得很，跟优雅不沾边”。直至第四个学期的贝叶斯统计课上，她看到一个在思想和方法上都十分简洁的可能性，“从一个简短的贝叶斯定理，发展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让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整齐起来、优雅起来，那是相当美好的画面和难以言说的美妙体验。”

友爱是对抗焦虑的良方

学术之路总非一帆风顺，庞珣老师也时常需要处理压力和突破困境。被要求分享度过困难的经验时，她提到了博士第四年在美国找工作的经历。那个时候正是美国金融危机震荡对就业市场影响最大的一年，求职的博士毕业生普遍处于极度的焦虑中，同年级六个同学同时在找工作、在客观上形成竞争关系，但他们却默契地选择了相互纾压和相互帮助，为彼此练习试讲、彼此分享面试经验等。面对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机会，包括庞老师在内的同系三位同学都跃跃欲试，但都彼此支持。其中两位进入到最后的面试，面试安排在前的那位同学毫不吝惜地根据亲身经验指导庞珣老师如何应对两周后的面试，帮助她最终得到这份工作。“我从不相信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在资源非常稀缺的状态中呈现的，可以是人性恶的泛滥，但也可以是人性善的灿烂光辉。决定论的悲观主义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深刻之处。”

庞珣老师与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导师Andrew D. Martin教授及其夫人合影

“回”的力量

“您从北大出发，在华盛顿大学完成学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去了清华任教，但为什么现在选择回到北大呢？”我们好奇地问，期待听到答案中迂回曲折的心路历程。但庞老师非常简单地说：“答案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我们不解地看着她，她笑了笑说：“你用了动词‘回’。‘回’就是原因。‘回’是古往今来无数文学作品的主题，也是很多现实故事中的动人之处。《奥德赛》是一部关于‘回乡’的史诗，与《伊利亚特》作为一部出征的史诗相呼应，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英雄，体现的却是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其实每个人都是英雄，有着自己的出征和回乡。”

这种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大概就是“遵从内心”吧。

庞珣老师“捣乱”波士顿的龟兔赛跑

那些被遗落的素养

当被问及哪些素养是国关人所必需的，庞珣老师说，除了一些大家都谈到的基本素养外，她借这个机会想谈一谈那些被相对忽视但却特别重要的素养。

1.关切

“自国际关系这个学科诞生以来，我们最深层次的追求并不是如何让国际关系行为体实现自身的权力最大化，而是探索如何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因为人类文明必须仰仗这样一个稳定的体系才能够被保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深刻而博大的关切，所谓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素养，而不是被权力政治的表面力量所捕获或诱惑。”

庞珣老师建议同学们应当有意识地去培养人文素养，建议大家在生活中尽可能多的去接触一些能够引起人类共鸣的艺术、哲学与文学，拥有被人类文明共通性所感动的能力。

2.逻辑思维

情绪充盈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鲜活的个体。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时，我们很容易“动情”，因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人们所依赖的保护、而且是重要的身份认同。在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思考时，我们容易因为爱而陷入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国关人拥有防止情绪带来认知偏差的能力。在庞珣老师看来，逻辑的力量对于排除情绪对分析的干扰非常重要，建议大家通过三种方式来加以习得。一是修习一些高等数学等课程，不要把这些课程当成会不会做题的考验，而要注重体会和感受逻辑的力量。第二是要时常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审视自我的情绪，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冷静下来。第三是在学习生活中着意练习自己的逻辑思维，做一个善于刨根问底的思考者，发现并填补知识的逻辑漏洞、理顺逻辑链条。

3.处理信息的能力

庞珣老师说，定量研究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或者是违反我们本性的，就是信息处理的手段，就如我们人脑每天都要接收、鉴别、消化各种信息一样。定量方法不过是辅助我们进行信息的系统性处理，非但不是用数据来吓唬人，而是要让数据吓唬不了人。学一些定量研究方法，大家就不会再说“有图有表有真相”了，而是能够看出来很多图表是假象、甚至是谎言。数据从来不会自己说话，是人在让数据说话，取决于人究竟是让数据说出ta想要数据说的话、还是让数据说出真相，这不取决于ta掌握了什么方法，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掌握了方法去分辨、去鉴别。只有能够鉴别的人多了，数据才能更少撒谎、更诚实地说出真相。

寄语

庞珣老师给国关同学的寄语是“以国关通天下，以思考得自由”。她希望大家看到国际关系学科和众多学科之间的关联，在建立学科认同的同时，突破学科边界，遵从自己内心的疑问去学习知识，而不是局限于学科的几大“主义”来带着脚链起舞。“知识是相通的，不要把‘国关’仅仅当成‘国关’，它只是一个切入点和一个视角，只要keep doing, keep thinking，你会达到很多地方，是不是“主义”不重要、是什么“主义”也不重要，是国关的地界不重要、到达了什么学科的地界也不重要，因为知识是没有地界的。”一如采访开始庞珣老师谈到的那样，通过思考才能获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不被桎梏，走出自己的路。

小广告：

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

你印象中的实验室是怎样的？洗试管、切小鼠、制药剂……

事实上——

实验室是一个创新性的、开放性的、分布式的学术社群，大家能够在其中试验一些新的学习方式、新的教学方式、新的研究和组织方式。实验室希望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平台，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挖掘自己的潜力、找到一些兴趣相通的同学，去想象与创造出一种学习的方式和氛围。

庞珣老师和学院其他老师们一起搭建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积极参与！

撰稿 |金洋西 镡佳茹

编辑|张弛 王婧宇

采访 | 金洋西 张弛 镡佳茹

图片 |庞珣老师

排版 | 刘恩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微信平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