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研究显示，外资企业有助于推动本地企业发展，但随着其规模扩大至挤占市场空间，便会威胁后者的生存。
跨境资本流动已不再仅仅是资金往来。当跨国公司在海外建设工厂或拓展业务时，它们还会带来技术、管理经验、供应链网络，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通常被视为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引擎。
然而，许多人也对外商投资持谨慎态度，担心它可能会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有订立相关法规来限制外商投资，比如国家安全审查、特定行业的投资禁令、资本要求等，以维护本地利益。
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70,392家，同比增长19%，并承诺将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进军先进技术领域。有明确证据表明，外资能够促进本地企业发展，但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商学院管理学系教授马旭飞表示：“过去二十年间，在中国那些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省份，当地新成立企业的数量增长迅速；而在外商投资较少的地区，初创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来探讨外资企业如何影响本地创业活动。”
马教授的新研究《直接影响以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初创企业成立的多方面影响》深入探讨了这一难题。他与浙江大学助理教授罗玲利、雷李楠，以及早稻田大学教授Yamanoi Junichi合作，发现外商投资在一定限度内为本地初创企业带来了机遇。
48%的临界值
研究团队分析了2013年到2023年间所有在中国注册企业的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并非越多越好。其影响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本地新企业或初创公司是否在同一产业和同一地区开展业务。
当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在同一产业和省份经营时，对本地企业的益处会随着外资占比的提升而增加，但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益处反而会变成害处，呈现出倒U形的轨迹。当外资企业在特定行业和省份的销售额占比达48%时，这种正面效应达到峰值。
在这个临界值之下，本地企业可以通过知识转移——马教授称之为“溢出效应”——从外资企业那里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他指出：“在这个阶段，外资企业仍未适应本地市场，这为在地企业家提供了可以加以利用的新机遇。”
外商投资在一定限度内为本地初创企业带来了机遇。
可是一旦外资过于强劲，这种格局就会发生变化。随着外资增加，竞争日益激烈，新进入者的生存空间也随之缩小。到了这个阶段，外资企业的主导地位推高了成本，而且它们会通过更具吸引力的薪资和福利吸纳本地人才。 “所以外资竞争对手的涌入可能会打击本地初创企业的积极性，使它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困难，”马教授补充道。
在地经济生态圈的关键作用
创业环境也影响着外资对本企业是帮助多一些还是损害多一些。具体而言，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非国有经济越发达（即该地区更多由私营企业和市场力量而非政府管控所驱动），外资企业正面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
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鼓励本地企业跟外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正向溢出效应。马教授解释：“这种支持性环境通常拥有更明确的市场规则，使商业活动更便捷、成本更低，从而帮助本地创业者创立新企业并扩大其规模。”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支持性的非国有经济环境也使外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扩张、更积极地竞争，甚至掌控关键资源，比如顶级供应商和高技术人才，从而帮助它们突破48%的临界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本地初创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本地发展寻找避风港
那么，本地创业者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呢？研究发现，与其与外资企业直接正面竞争，本地企业不如向外国伙伴学习，并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拥有相似客户群、产品或运营需求的关联行业或其他地区。
例如，如果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某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那么当地关联行业的初创企业，像是汽车零部件或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便可以通过向这些外资企业供货或采用其生产技术而受益。在科技领域外资投资密集的地区，从事软件开发或IT服务的初创企业则可借助外资企业积累的经验和客户资源发展业务。
马教授补充说：“本地创业者可以通过分析价值链寻找外资企业的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从而识别关联产业。在此基础上，他们应进一步寻找那些在劳动力资源、技术或客户群体方面具有共通性的产业。”
“通过将目标市场转向关联行业或邻近地区，本地创业者可以运用所学到经验和技术开展业务，同时减少与外资企业的直接竞争。”
政策制定者能做些什么？
尽管外资企业可以成为带动本地企业学习和增长的强大引擎，但它们对本地经济的益处并非必然。因此，马教授建议当地监管机构采取有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实施平衡的竞争政策、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并建立常态化的监测机制。
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补贴或简化审批流程，可以吸引具高增长潜力的外资企业入驻。另外，政府还应通过补贴、培训或提供融资渠道来支持本地企业，以确保它们能够与外资企业共存。
为了进一步促进溢出效应，应建立能够让外资和本地企业能够协作的产业集群，并提供基础设施和交流平台。马教授补充道：“监管机构还应持续监测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确保不超出竞争压力大于学习效益的临界点，并据此调整相关政策。”
政府还应通过补贴、培训或提供融资渠道来支持本地企业。
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推广至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但须要谨慎评估。区域差异和经济差距显著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与中国类似的发展态势，但在非国有经济较为薄弱的国家，可能会观察到不同的现象。
马教授续指：“产业类型也很重要。如果跨国公司属科技或制造业等领域，可能会产生与在中国观察到的情况相似的影响，但在农业或资源开采等其他产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最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某些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也阻碍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对此，马教授建议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例如通过提供研发自助和创新补贴，鼓励本地企业填补知识转移的缺口。
加大对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和产业集群的投资，也将有助于在国内更广泛地推广先进技术。
“本地企业也必须投资于提升自身能力的建设，例如通过培训项目或与国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与其他本地企业建立联盟，以弥补外商专业知识和网络的缺失。另外，企业还可以探索邻国的投资机会，”马教授补充道。